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选集》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３１５〕和马校长〔２４０〕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１３〕，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 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１１８〕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３１６〕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３１７〕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３〕、北洋军阀〔１４４〕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４〕、反对中日军事协定〔３１８〕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３１９〕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３２０〕分成两派：以李大钊〔７３〕、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３２１〕、李璜〔３２２〕、左舜生〔２９０〕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３２３〕。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３２４〕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３２５〕和康有为〔３２６〕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３２７〕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３２８〕。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３０９〕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３２９〕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Ｂ２１４＃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Ｂ２１５＃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２９３〕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 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哪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２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１４〕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３３０〕，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1957年5月26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黄任老〔229〕要我来参加今天的会，很早就跟我说过。我同职教社〔302〕是有一段因缘的——在重庆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给《国讯》〔385〕写过文章。今天来参加会，能够见见各位朋友，很高兴。但是讲话却没有准备。任老送给我一些材料，我又没有功夫看。到底讲个什么题目好呢？我想，还是抓一个现实问题来谈谈。
共产党现在要整风，任老把整风比作种牛痘。从种牛痘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联系到各位。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座的李维汉〔230〕同志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都受过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封建教育。几老〔386〕自不待言了。我不能称老，但也留过辫子，受过封建教育。毛主席说过，他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最近，我陪波兰总理去天津，对天津的大学生讲话时也说过，我在南开受的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它对我有没有作用呢？应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好处不要抹煞。但是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教育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看不到不好的一面，不进行自我改造，就会阻碍我们前进。
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我在去年一月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多。毛主席在今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都讲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共大约是五百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多，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很不够。所以要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排了一下队，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约有两百多万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大约只有九千人，加上讲师、助教一起大约也不到六万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他方面，如各机关、科学部门、产业部门、卫生部门和军队中的技术人员，也是年轻的占多数。尽管开国时把旧中国的职员包了下来，但是他们现在占的比例毕竟很少。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培养的。不过，新的离不开老的，总要老一辈的帮助。因此，直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虽然不多，但绝大多数总还是要受到它的影响。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
这就是说，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意识看，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的思想意识要它一下子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以为到了新社会，人们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斩断，而要长期进行。解放以后，我每次讲知识分子问题，总喜欢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大家说说，这样比较亲切些。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有的时候，说话没有经过仔细考虑，讲了错话，或是工作上发生一些偏见，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就是因为思想上还有旧的残余，或者说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我们要反对两种主要的错误思想：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是把原理、原则当教条，到处背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办事当然是行不通的。修正主义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加以修改，这种修改是完全错误的，实质上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整风，就是要把共产党员的错误的政治主张、行动作风和错误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进行改造。不能认为成了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完全改造好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愿意从事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一回事；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毛病，需要通过长期改造来克服，这又是一回事。当然，觉悟高，学习好，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快一些。觉悟低，学习差，不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慢一些。这种情况，在党外的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旧中国，所以往往产生救国革新的要求，再往前进，就有革命的要求。自从鸦片战争〔387〕到五四运动〔13〕，知识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例如，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但领导人洪秀全〔324〕也还是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派。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又推动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就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基础上成立的。以后的学生运动，从九一八事变〔38〕、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65〕到后来的反蒋运动，知识分子大多是站在前面，受革命的吸引，同情革命的。反动统治者不给知识分子以发展机会，知识分子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生活上也没有出路。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要求改革现状，要求进步。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消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面，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的习气，有的还有所谓士大夫习气。我自己的家庭就是士大夫家庭。士大夫总有它的保守的一面。记得一九四六年土改的时候，我和任老谈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来反映土改的情况，要注意从两面去听，工作有偏差也许是事实，但还要想一想他为什么来反映。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从剥削阶级来的，应该懂得剥削阶级是会给人们带来偏见，使他们把好得很的事情看成糟得很。中国士大夫有自尊心，有民族气节，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念旧，不加分析地觉得旧的都可怀念，这些却是他们的毛病。还有，就是受旧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庚子（一九○○）年以前还比较少，那时候士大夫的保守性主要是盲目排外。到了庚子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外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逐渐加深，盲目排外就逐渐变成盲目崇外了。还是拿我来说，我从南开受到了启蒙教育，因为学了一些新知识才能进一步接受革命的思潮。这是好的一面。而另一面，我也受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消极影响，沾上洋气，似乎凡是新的都好。我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388〕，后来在斗争中才逐渐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逼出来的。人民灾难深重，不革命不行。知识分子改造也是一样，总要有人逼，走革命的路才快一些。我们知识分子要革命，就得摆脱旧的东西，克服封建习气、资产阶级思想、士大夫习气和洋气。这些旧东西，只要稍许不留心，就会在头脑里冒出来。所以必须经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批判洋气，并不是说不要学外国的好东西，而是要批判那种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好的错误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的旧东西，和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可能不那样根深蒂固。西方知识分子是不轻易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抛弃旧包袱，这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厚。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资本”尽管不厚，也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和风细雨地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尽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胜利，但是思想意识的改造毕竟是长期的事。今天，我对职教社的朋友们贡献一点意见，那就是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期，放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该很好学习，努力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
的讲话
（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选集》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248〕，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249〕。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250〕，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213〕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二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3〕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77〕“五反”〔74〕，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111〕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反对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251〕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252〕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三 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象周扬〔253〕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象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254〕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255〕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256〕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 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257〕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258〕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五 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259〕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六 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260〕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218〕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261〕，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食，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七 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象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象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众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62〕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象武松，演曹操要象曹操。应当是又象又不象，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论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周恩来选集》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70〕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141〕到辛亥革命〔73〕，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265〕、范文澜〔266〕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二）我们曾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为北洋军阀〔6〕或国民党直接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说没有受旧社会的影响。
（三）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267〕，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268〕。五四运动〔39〕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269〕。后来有人问邓颖超〔270〕：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271〕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272〕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273〕和张申府〔274〕，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275〕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276〕、爱因斯坦〔277〕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217〕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222〕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弟的人，沈衡老〔278〕是进士公，黄任老〔79〕是举人公，董老〔279〕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147〕。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280〕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60〕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281〕，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解放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讲过，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我们是团结全国的最大多数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是最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专政。他还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282〕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无产阶级根据这个既要同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又要同非劳动者结成联盟的方针，就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
（一）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在延安整风〔14〕时，毛主席就首先要求党内进行学习和改造。
（二）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农民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作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
（三）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从加工定货到定股〔283〕定息〔124〕，进而取消定息，消灭其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则要改变其阶级立场和观点。这要经过长期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同盟者。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的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和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
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是对抗性的吗？但我们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对农民则是逐步引导他们从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同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逐步接近，才能逐步消除的。这样看，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上述的发展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发表，那时已有右派进攻〔249〕，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分析。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我们一方面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加上三年来农村灾荒，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些下降，市场物资供应减少，物价部分上涨，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对这种情况有意见，意见是应该有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关心提出改进意见，希望情况有所改善。只有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人民是从民族苦难的日子里熬出来的。在座的有的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了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困难，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从老一辈知识分子手里培养出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新的力量。饮水思源，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作用，也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加入了党，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284〕，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如在建设工作中，有个时期说高指标是正确的，低指标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现在钢的产量定在一千万吨以下，这不是保守，不是右倾，这样可以搞得扎实些，对建设更为有利。指标能高就高，该低就低，不能拿这些来作政治分野。
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则作别论，那就是反革命，就是犯法了。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应有的认识。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三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现在看来，毛主席这段话仍然是击中要害的，完全适合当前的情况。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做。
首先谈一谈我们党能否领导一切。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285〕、高等教育六十条〔286〕、工矿企业七十条〔287〕，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288〕。关于党如何进行领导，存在着各种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央领导下提出一套办法来，征求党外朋友的意见。
下面我谈谈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范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
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如果把我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的演员，只有向人家虚心学习，哪能领导？我们到下层单位最怕听“请指示”。就有这样的党员，人家请他指示，他就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
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间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
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信任他们。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第二，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
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应该改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的具体政策你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要作检查。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理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问题成堆，不能一下都解决。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快出到五十期了，其中提到的有些问题不可能马上都解决。但要负起责任来，力求逐步解决。
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会上有些意见批评得很对。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以上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
（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过去科学、文艺工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希望今后要不断改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
《周恩来选集》
今天，讲一讲我们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和新发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取得了胜利，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因此，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组织、这个力量面前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它又要有新的发展。前天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也说了，对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的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统一战线由建立、扩大、缩小、再扩大，一直到胜利，在这中间，我们就有反复的经验。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不要把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看成只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
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担当的任务。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有人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六条标准”〔293〕，站在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甚至进行破坏活动，那么，他就是自外于人民，变成非人民内部矛盾了，当然不能把他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对待了。“六条标准”更集中地说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如果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不要说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群人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头脑里面，也不能有这样的情况。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东西，后来自己又否定了。这样看对了，那样看又不对了，几个侧面看完全了，才掌握了全面。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后来认识到了，以后又有了更加新的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一个团体的工作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改进。我们的统一战线组织也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间前进。所以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我们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原则。因此，我们应该肯定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加重了，有了新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提倡在“六条标准”的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初步反映了这个要求，是一个开端。
这一次我们开了二十多天的会，有二百多位委员发言，提了四百多件提案。我们不能说，大家的意见都说完了，要说的都说出来了。如果这样看，就把问题看死了。不可能的，还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没有说出来，先说一点看看，看党和政府机关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是允许的，也很自然。因为过去一个时期说得少，批评得少。现在我们大开言路，开了以后，是否会发生问题呢？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应当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应当等待。的确，我们也得看看。大家提了这么多的意见，其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是要斟酌的，有的是不能成立的。党和政府机关是否真正采纳？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来的审查意见，交到有关机关去，它是否做？我想，应该观察一个时期。比如昨天胡先骕〔294〕先生的讲话，我当时就把他的讲话稿送到科学技术委员会去了，请聂荣臻副总理去研究办理。我也要保留一点意见，也要看一个时期，晓得科委是否真正研究照办呀！所以，不仅是发言人本身要看看，就是我们主持事务的人也要看看。当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能够马上做的，有的还要斟酌，有的还要准备条件，但都要认真进行研究。我们这个统一战线，要动员广大的力量来发扬民主生活，参加建设。不单是政协应该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方面都要把它所联系的人们动员起来参加，这才是把统一战线的全部成员动员起来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开端。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我想分别说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有关政协的工作问题。
今后政协的工作，责任更重了。政协过去的工作，应该说做得不错。这一次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工作的报告，内容就比过去更丰富，说明我们各方面工作更发展了。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要求更好地发展。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不要面临政协开会了，才到下面去视察访问，平常也可以分期去，比如说一年下去几次，不一定都要同时去。现在是调整阶段，更需要多知道实际情况。政协这个机构，应该参加这个工作，到农村和城市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再回到政协里面来时，就可以交换意见了。不管中央的、全国的、地方的，都可以交换意见，交换经验。这样，我们的座谈会、报告会就有生动的事例来讨论，就能够产生一些提案、意见和建议，使得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其次，政协过去的工作，偏重于政治学习、国际活动和文史资料的收集，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这一次会议反映这方面的意见多起来了，发言的同志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从建设的要求来看，我们也需要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一个短时期里，全国政协也曾经组织过学术性的报告会，但是做得不多。今后除去政治学习和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还应继续进行外，应该更多地进行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我们是政协机关，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结果，不一定得出一致的结论，可将不同的意见提交有关方面，如政府机关、科学研究机关、教育机关或者其他学术团体。这些不同意见的提出，表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的贯彻。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使执行机关能从多方面去考虑，利于选择比较更恰当的方案来执行。
第二，共产党在政协的责任。
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必须制定成政策，才能算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所以，个人平常讲点意见，包括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是个人的意见。不能说今天我所讲的每段话，都经党中央集体讨论过，当然有些是讨论过的，但有些只是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建议供大家参考研究。所以，共产党员必须首先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其次，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这就要和党外的朋友来往，就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员在一起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由于工作环境相同，政治生活相同，这些人的意见总是比较容易接近。因此，所反映的总不会那么全面，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全面。同样，党外朋友如果听不到共产党的意见，也会想得不那么全面。所以，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陈毅副总理昨天谈到，要有畏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我们共产党员要多听不同的意见，才能多知道各方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你要听了才有比较。当然，在不同的意见中，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就是在公社、工厂等基层组织里从事生产活动的广大群众的意见，还有学校里的群众的意见。这些直接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更加宝贵。我们共产党员既然参加了政协，那就要特别注意多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你既然不熟悉，就证明你在这方面有缺陷，你去接触了，才能认识，才能了解，才会得到有益的东西，即使是反面的意见，甚至不对的意见，你也可以作比较。习惯于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对不熟悉的事也不愿意去熟悉，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窄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求党员多交朋友，希望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员回去后将上述的精神向在地方政协的党员传达。这次会议上，有朋友说，希望共产党员多和党外人士接触。我想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你们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每次会议相隔一年，这次更长，有一年多不会面，有这么个机会，朋友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同共产党员多接触，多交换意见，多谈心。
总之，党员要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知识还有限。我们的确是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无止境。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有进步。我们难道都改造好了吗？不可能的，总有些渣滓，总有点需要改造的，有自觉我们才能进步。这方面要求共产党员应该严一些。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党外的同志们也应该责备我们严一点。我想责备严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的好朋友。当然这是为了把国家搞好，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而不是对个人的攻击。
第三，各民主党派的责任。
各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应该说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有不少朋友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主席说：责任在共产党，在共产党中央，民主党派没有责任，或者很少责任。毛主席也这么说。而民主党派的许多朋友说：民主党派也有一定的责任。我看这样说法很好，把责任引为己任。那么，好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取得了教训。今后要把事情搞得更好，大家要共同负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要负起监督的责任。我们把事情报告出来，也作了初步的经验总结，今后根据大家同意的方针和任务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民主党派要进行监督、提意见。所以我们说：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责任是更重了，而不是轻了。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身就锻炼各党派和他们的成员。各党派的成员中总是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正如共产党员一样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各党派就要在组织中不断地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标准，把自己的成员锻炼成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断地推动他们进步，使中间状态的转向进步，摆脱落后。除原有的成员外，一个组织总还有新的成分进来，党派总还有发展，吸收进来的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所以党派本身就具有不断改造不断推进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存在的各个阶段、阶层的状况比较复杂，不能设想得太容易。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29〕，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人口这么多，地区这么辽阔，民族这么多，尽管民主革命进行得彻底，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顺利，但是，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因为它的经济水平比较低，在这样的经济水平的基础上，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总是参差不齐，不平衡现象总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不仅是经济，而且各种旧的政治影响和习惯势力，对我们仍有影响，虽然占统治地位的旧东西被打倒了，但一些旧的政治影响也还是依靠旧的习惯势力而存在着，至于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就更多了，这种改造就要更长时期。广大的劳动人民尽管从本质上说是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但旧的习惯、思想作风在他们的头脑里还起影响，也要进行改造。何况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各界、各阶层的分子，更加需要努力改造。因此，各党派要动员所代表的方面，不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努力改造。各党派代表的方面不一定相同，在比较接近的那一方面多做工作，就更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更健康一些。这就是说，不仅从建设的意义上，而且从改造的意义上，也需要各党派的合作，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来进行工作。
第四，工会的作用。
工会是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团体，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成员教育好，还要影响其他阶级阶层；不仅自己的组织要健全，还要影响其他方面。现在我们面临着调整的任务，首先在工人队伍本身就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工会要在调整中对它的成员做工作。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系统和各种企业事业、国营农场，都是工会活动的范围，都要搞好增产节约。工人生活现在有一定的困难，如何保证生活供应，如何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工会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在国家任务面前，工会今天的责任更重大更复杂，要做的事比以前更多而不是更少。工会要配合党和政府去进行工作，因为工会是党的主要助手，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工会不仅要注意解决工人生活困难问题，而且要把生活问题提到政府面前。中央和地方上的精简工作如果做不好，工会有权把问题提出来，要起监督作用。当然不是与政府对立，是协助政府办事。政府没做好的事，工会可提意见。党派互相监督，工会也可以同其他方面互相监督，这要作为任务，大家一条心，朝着一个方向，把工作做好。
第五，青年团的作用。
青年团任务也加重了。别的不说，就拿青年学生的教育，我前天在人大会议上讲了，我们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要少招生，因此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就会有一部分不能升学。在这方面，青年团就有工作可做，可以在城市和农村组织和推动补习教育，使青少年不至于因无学校可上而到处乱转。帮助他们自修自学，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不一定人人都是从正规学校毕业才能到社会劳动，有一部分没有进大学的也可以一样做事。我们同辈党员中有很多专家并没有进过正规的大学。我们这一代是如此，后一代是不是一定都要在大学或高中毕业？我看在目前经济情况下还不可能要求这么高。将来要求人人至少达到中学毕业，但现在还不可能实现。这就需要青年团在这方面进行教育，提倡自修自学，帮助补习，不仅可以公办，也可以自办。一个人在家开业帮助几个青年补习功课，收点学费是允许的。这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外的一种辅助的方式。甚至于某些手工业者、文艺家收几个徒弟学习，也是许可的。我们应该开这方面的路。
还有，在城里征兵，去年是第一年实行，有成效，打算今年还继续实行，特别是在大、中城市。青年团要在这方面好好宣传。我们提倡“好男当兵，四海为家”，社会主义社会培养教育出来的有了选举权的青年要积极报名入伍，造成一种空气。特别是干部子弟更要做模范，要带头入伍，入伍后也不要因为是干部子弟就要求受优待。
第六，妇女组织的作用。
妇联在一些方面也要负责任。例如，要在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提倡补习教育。要帮助做母亲的鼓励成年的儿子入伍。有时候，干部子弟入伍，做母亲的反而更舍不得，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但是也值得提出来。我前天讲到，在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中，要提倡节制生育。希望妇联也来提倡一下。过去做过，证明是有效的。
第七，工商联的工作。
工商联的责任也加重了。一方面，我们对工商业者的定息〔124〕，延长三年，到时再议。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也面临着调整的情况。工商业者里面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小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小商小贩，其中一部分要回到集体经营或者是个体经营的商业中去，一部分还保留在国营的企业、事业单位里面，也有一部分年老的可以实行退休制度。这些人如何安置，政府要负责，但是工商联可以协助政府来进行工作，调查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不但全国的工商管理局要加强，省、市的工商管理局也要加强，好跟工商联联系。对工商业者的安置要适当，例如有些人不适合到农村去，家又在城市，就不能勉强，应该在城市里面安置。在这一方面，问题比较多。工商业者中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商联可以从定息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互助金，如果不够，政府也可以协助。我跟陈叔老〔147〕谈过这个问题，要在这方面研究一些具体的办法。工商联协助政府在工商业者的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安置等各方面做工作，更要加紧，不要放松，事情会更多，不会更少。
第八，文教科学团体。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的提案和发言讲得最多的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来看都很重要。陈毅〔213〕同志昨天在发言中答复了很多，我不想在这里再多说了。总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这就需要使文教、科学队伍更加强、更发展，质量更提高，教学制度搞得更好。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一个时期注意得不够。今后不仅要从政府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研究系统和生产系统来加强，就是政协系统，也要来加强。要使我们的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把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到重视质量、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真正使我们在文教科学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做得更好，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有内容的。拿政协来说，担任副主席的各位，从文教出身的就占多数。昨天陈毅同志自告奋勇，这一方面如果有意见可以向他反映。不仅陈毅同志，我们管科学、管文教的其他同志也在这里，希望这一方面被重视起来。
至于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264〕的问题，昨天陈毅同志讲得很好。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插进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昨天陈毅同志说，中共中央对这一提法没有责任，是下边搞的。我要给他改正一下，他可能忘记了。昨天文教办公室的张际春〔295〕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中央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查了一下，果然是这样。中共中央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话说得很生硬，可以作几种解释。属于头脑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红旗呢？这样是插不进去的。有时候对一种估计或者一种情况，随便一说，文字上没有注意，就会引起不好的后果。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缺点错误。
第九，兄弟民族的关系问题。
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回答了。关于民族自治区的一些问题，需要在会后经过政府的程序来解决，还可以在政协的民族组来讨论，人大的民族委员会和政府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准备合起来开会讨论。有一些需要政府执行的，一定尊重各个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好的意见，经过考虑和研究来执行。例如过去在行政编制上、民族干部问题上，有许多处理是有缺点错误需要改正的，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第十，宗教问题。
政协里有宗教单位。过去一个时期，这方面的工作有些缺点错误，一些宗教界的朋友提出来批评，有许多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把宗教信仰问题常常看得太简单了，拿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改变的，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十一，华侨问题。
这一次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都是在国内工作的。政协只有几位委员在港澳工作，人大只有两位代表在香港工作。联系华侨要通过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侨居在国外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眷属在国内，或者回国来工作、学习的。党和国家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已经讲过多次。目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照顾眷属的问题，华侨干部在城市工作怎样下放的问题。有很多人原来在城市，适合于在城市安置。这些问题，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应该注意，政协的华侨组也可以研究。
政协所包含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一一去说了。
总之，我们政协包含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组成的，通过这些单位的成员，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的侨胞。通过这次会议，使得我们的统一战线更扩大、更深入了，工作更加重了。人大所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我们的方针任务，通过我们政协，向国内的广大人民讲清楚，我相信是会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正如《人民日报》在昨天的社论中所号召的：“团结奋斗争取新胜利”。我们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错误，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任务，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建设的信心，保证我们能够克服面临的困难。我们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是有信心的。
过好“五关”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选集》
我现在讲一讲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第一，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302〕。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们知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这样认识问题，大家的心胸就开阔了。既然一万年后还有思想上的矛盾，还要改造，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改造已经完成了，就满足了呢？我们永远不能满足。
过思想关要联系到自身的阶级关系，还要看我们现在工作周围环境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接触事物中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比如说，你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很好，历史上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把你派到香港去工作，你就要想一想周围环境的问题了。不到香港，就在北京做外交工作，跟外国人打交道，或者做外贸工作，跟外国商人打交道，那么你对接触的人和事就要研究研究了。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的买卖很多，现在又要引进成套设备，有的同志总是跟外国商人打交道。接触的是这些人，你就要研究呀。我也常常接触这些人，我也得想一想呀。总之，阶级关系是要注意的。还是以我为例吧。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我个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不过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了。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跟美国的马歇尔〔303〕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国民党同学和朋友，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的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也接触外国人，有时候要出国访问，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廖鲁言〔304〕同志用了我的话，他说，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何况我们？他的这句话是句好话，我很欣赏。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还没有加入党的朋友，凡是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应该这样。
第二，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所以，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没有入党的看是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接受它的思想领导。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可见，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40〕、王明〔194〕的立场不保险，高岗〔305〕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直到现在对自己的错误还不认帐。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一个北京城，你只要去看一看，到处可以看到旧的习气。要把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需要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看，在座的六十岁以上的人恐怕不容易看到了。所以，过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不然，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说，是资产阶级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这段剧词说得好。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306〕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第五，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只干工作。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但是，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我们的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为不利。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是颓废的没落的，决不能让那些糟粕影响我们的干部，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要在这方面加以整顿。上一次我在文联谈过这个问题，要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加强我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
总之，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周恩来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选集》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189〕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四）要有学习精神。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190〕来加以说明：
（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上而下地审查；（5）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注意大事；（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191〕。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劣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劣点〔192〕。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周恩来选集》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89〕。我提议四中全会批准这个报告，并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我认为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由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如决议草案和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党外的各种状况，并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我们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因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危险，重申党的纪律，作了六条规定〔90〕以保证党的团结的增强。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而变成死气沉沉、闭塞言路的官僚主义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最近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防止挑拨，防止流言，那就什么话也不敢讲了，也不敢听了。这对不对呢？不对的。因为这样又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条的错误了，变成旁观者了。这不是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我们反对的是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我们并不反对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同志或者经过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个人攻击，而不是反对“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来的。这一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省、市委以上的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的讨论，反应很迅速，和这次四中全会上各同志发言中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足以证明我们党内的民主不是缩小，而是发展。今后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计，并不取消这个估计。这次各大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一般也说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对上述这种倾向是一致反对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分散主义，经过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亲自检查和批判，也多有了改正。但所有这些，仍不能丝毫减弱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严重任务，因为这些错误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原则完全不相容的。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个人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是个人主义总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当着我们党正处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联合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紧要关头，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免地反映到党内思想斗争上来。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党内有着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小资产阶级如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必然要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的胜利局势已定、进入城市前夕召开的二中全会〔3〕上，特别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毛泽东同志又常常告诫我们：要在捧场、鼓掌、喊万岁的声浪中听出不满意和反对的声音；要常常从反面听一听、想一想，要常常听一些逆耳之言，不要只听顺耳之言。可惜这些告诫常常被一些同志遗忘了。在七大前整风〔14〕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91〕。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面对着这种危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引起注意，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动员全党首先是我们高级干部来不断克服这种最容易蔓延滋长的骄傲情绪，以缩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场，并要求和帮助犯有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总路线并进行有计划建设的过渡时期，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
总上所述，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这一个地区也好，那一个地区也好，这一群人也好，那一群人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这一种当然就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显然不是说，同志们以后就不要议论了。不是的，议论的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可以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这些议论一定要能提到组织上来，拿到桌面上来，拿到会场上来。如果说有些意见是属于机密性质的，那就直接向中央或主席报告好了，至少你的意见要见得中央或主席嘛！同时，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也不好，从它的思想根源来说，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过它是一般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头所讲的有许多是属于一般性的。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我刚才说，有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这样的骄傲情绪在我们党里是相当普遍的，那跟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有区别。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认识了和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将会大大地提高。所以不仅是个人主义，就是连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在内，都应受到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反对和不断纠正。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这是七大〔15〕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党的团结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团结必将因而极大地增强。这是四中全会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从遵义会议〔92〕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印发的《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团结》，《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例如认为错误路线是对的，批评了正确的同志，一旦认识自己是错了，当然很痛苦，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过去的看法。所以思想觉悟会有一个过程，认识上的是与非、深与浅会有改变的。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这是一想一看就知道的啊！因为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所以等待觉悟与实事求是应该结合起来。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党靠拢，向党公开，去掉抵抗和隐瞒的情绪。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在这次全会上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如果想赖掉一些，隐瞒一些，那是不可设想的。在党的面前，怎能这样设想呢？要彻底承认和改正错误，就必须坚决抛弃阻塞自己觉悟的那种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这一关，就会有共产党人的勇气，向党揭露自己也认为是最丑恶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气馁。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同志的“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等待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进一步地觉悟，以利党的团结。我要求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教育文选》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13〕和马校长〔14〕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15〕，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
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的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16〕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17〕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18〕、北洋军阀〔19〕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20〕、反对中日军事协定〔21〕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22〕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23〕分成两派：以李大钊〔24〕、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25〕、李璜〔26〕、左舜生〔27〕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28〕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29〕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30〕和康有为〔31〕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32〕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33〕。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34〕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哪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35〕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36〕，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
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
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既然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都弄清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结论，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反动分子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他们做的事情都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所以我们要镇压。反动阶级被打倒以后，对反动阶级的分子，我们要区别情况，有的分给土地，有的给工作，有的要劳动改造，使他们成为新人。他们改造成新人以后，就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也可以为人民服务。
我们自己当然是人民中的一员。但我们与旧势力是不是就毫无联系了呢？我以为，在今天任何人都不要武断地把自己说得一干二净，如果这样说，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
中国的旧社会，情况极其复杂。我们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封建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或多或少地与旧势力有联系。我们自己可以为人民服务，做出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但是你的话对于自己周围的那些亲戚朋友不见得生效。如果他们是革命的同志，那当然不同。我讲的是旧关系，因为他们的脑筋里对你有另一种想法。尽管你跟他们说一通道理，他们在表面上也许赞成，实际上总是听不进去。所以，改造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能只靠自己，而是要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的力量比你伟大得多，自己是很渺小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亲身的体会。每个人都要站稳人民的立场，不要受反人民的思想的影响，父母、儿女、亲戚、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思想，也包含在内。这样是不是就无情无义了呢？我们要知道，情义只有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之上，才是伟大的、崇高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服务，也就是说，要照顾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四思想问题
这里，我主要讲一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
个人主义就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集体的利益，不顾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我们必须反对。我们每个人在遇到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都应该把个人利益丢开，服从集体利益。当然，集体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在内，不是一说集体利益，就毫不顾及个人利益了。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了，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会改善的。那种只图个人享受、一切为了个人利益的思想，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加以克服。
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十一条。自由主义对于集体生活是很不利的。一个学校是一个集体，学校的集体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在内。如果我们看到破坏学校的行为而不过问，这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这样，集体的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自由主义是很不对的，我们应该反对。
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是一个严重的斗争。我们党在整风运动〔37〕之前，干部中也有不少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时，很多地方的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在整顿三风的同时，也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干部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大大减少了。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一类旧的思想和作风，是需要改造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今年春天，我回到我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的时候，给同学们讲过几句话。我说，你们很幸运，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我还说，那时南开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教育，因为中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即使这样，我还是得到了一些知识，学到了一些办事的方法，这一点，我还是感谢南开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教育总给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当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加以批判。这种批判是很必要的。但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觉得自己很难改造，这就不对了。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
当然，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说话做事如果不多加思考，就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就不能保证里边没有错话。你们如果告诉我哪句话说错了，我会很感谢的。
为了改造旧思想，就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逐渐进步。解剖自己思想的方法之一，就是写东西。写东西不仅便于整理自己的思想，而且便于取得别人的帮助。我觉得我们五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不肯多用脑筋，不吸收新的东西，思想就容易僵化。我现在非常担心自己，工作这样多，想的功夫少，搞不好，思想就容易离不开那个旧轨道。
五知识问题
知识分子多少总有一些知识。有知识是好的，但是，有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有一些知识，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常常背上“知识”的包袱，不能很快进步。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一件苦恼的事情。
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大毛病就是自负。当然，缺乏自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能力，那也不好。有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一些批评，就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行了，失掉了信心，垮下去了。这当然是不好的。不过这种偏向比较容易克服。就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更大的偏向是自负。他们总觉得自己很好，甚至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有些知识分子听到人家的批评，总觉得太过火，很不高兴。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有了自知之明，就有了一个进步的基础。如果总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就不容易进步，就会故步自封。所以，我们必须反对自卑、自负两种偏向，主要的是反对自负这种偏向。
对于知识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分析。毛主席把世界上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知识分成两门：生产斗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多说。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把死的知识和活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和感性的知识结合起来。书本上的知识都是前人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的确很宝贵，但终究是死的东西，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加以验证，证明它是正确的，才有用处，才能发挥作用。
不论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理论，都要跟实践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跟每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有价值。毛主席就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确立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发生过多次错误，其中时间最长、损害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不跟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种“左”倾路线错误，使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受到了挫折。
由于这种错误，我们没有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了长征。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路线，才使得我们克服了长征中的种种困难，到达了陕北，后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所以，我国的革命经验是很宝贵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很好地学习。现在提起长征，大家都欢欣鼓舞，但是想起当年那种危险情形来还要捏一把汗。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要冲出那样险恶的环境，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当然，毛主席也是依靠广大人民，跟广大人民相结合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把书本上的知识跟实践相结合，这个知识就是死的，没有用的。反过来说，不相信书本知识，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也是危险的。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知识分子要补课。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我们现在提倡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就是希望大家多去实践。
对于历史知识，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五四运动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先要把它摧毁掉，把它否定，以便打出一个新的天下。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了。我国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革命的传统。比如，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我们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这些革命传统，都是很宝贵的。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发扬。还有，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封建时代，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对广大人民有好处的东西，也是应该肯定的。甚至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就拿改良来说吧，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戊戌变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对于当时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否认。这跟革命高潮时主张改良不同。革命高潮时主张改良，就是企图缓和阶级矛盾，阻挠革命的胜利发展，延长反动统治。这种改良主义我们是反对的。所以，我们对于历史要分析。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不能把历史事件同今天的情况生硬类比。总之，我们要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
同样，对于外国的知识也应该如此。我们承认普遍真理。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于全人类都是有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它为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知识，那些跟自然界斗争的规律、法则，还有一些发明、发现，也是可以普遍地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我们要把这种知识应用到本国来，就一定要跟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勉强地生吞活剥地搬用。运用外国的知识首先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取舍，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有的现在用，有的将来用。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点，把我们的历史的知识、民族的知识跟外国的知识结合起来。运用外国的科学技术搞建设，要从中国这个底子出发，逐步发展。我们相信，只要底子打得好，发展的速度是会很快的。我们有这样多的人口，有这样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一定会在世界上建设起一个强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我们要重视自己的创造，重视我们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例如在政治上，我们中国的革命就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在经济上，当前我们有五种经济成分〔38〕，并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主导，逐渐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经济上的一个创造。文化上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将来在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这一份文化财富，将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一讲起文化来，似乎一定要学外国。外国的文化只能做我们的参考，做我们的借鉴，不能代替我们的文化。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那么，是不是说美国的科学就一无可取了呢？美国的生产技术就不高了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不是反对美国人民。从知识来说，反对的是那些有害的东西；有利于人民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人民的知识，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要学习的。
六民主问题
民主问题也是在知识分子思想中容易引起混乱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两年来，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所以我只简略地讲一讲。
我们现在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被打倒的反动派实行专政。不这样，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敌人被推翻以后，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没有办法改造他们，而且他们还可能复辟。我们不隐讳这个专政。毛主席在两年前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被打倒的阶级，它的绝大部分成员，经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以后，也可以享受这个民主。这种民主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决不可缺少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都需要民主。民主生活，对发挥积极性、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团结和集中群众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在发扬民主这一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去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现在是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将来要实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会愈来愈广泛。我们的军队也实行民主，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创造。我们军队的整风、学习、审干、评绩，都是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军队总是要讲集中的，但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扬了民主。特别是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军队中的民主更加扩大了。发扬民主和进行阶级教育的结果，使得昨天才过来的俘虏，今天上午参加了诉苦运动，下午就可以去打仗，打他原来所在的反动部队。民主的作用就这样大。所以，在学校生活中也要发扬民主。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提倡民主，不能说没有给民主以保障。
我们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还要有集中。个人不服从组织，少数不服从多数，下级不服从上级，这是不允许的。问题一经决定，大家就要服从，你的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你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种民主是最有力量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所以，我们要反对无领导的民主，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反对各行其事。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团体，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不能建立正常的社会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主张有领导的民主，会不会妨碍个性的发展呢？不会的。你的个性如果不妨碍人民的利益，谁也不会干涉。
七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真正搞好民主生活，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帮助别人进步。人家看你作自我批评，他也会作自我批评了。不然，光批评别人，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很容易争吵起来。本来学习是为了团结，结果争吵一堂，不欢而散，反而对团结不利。假使都作自我批评，那怎么会争吵起来呢？结果只会更加团结。为了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始。
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个人就失掉威信，工作就很难做了呢？是不是有人会说，“看你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满身疮疤！”于是不愿跟你接近了呢？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会有人用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对待你，知道你做过错事，或者犯过重大错误，对你另眼相看，甚至不愿跟你来往。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作自我批评的人，决心去掉包袱的人，就应该有这个准备，准备在一个时期内遭到冷遇。这不要紧，这正可以促进你自己的反省。等到人家改变了态度欢迎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彼此之间就会团结得更好。过去，因为身后藏着尾巴，随时怕人看穿，终日提心吊胆，人家称赞你，你表面上装着很高兴，心里面却有点跳。所以，敢于彻底批判自己，那是会有好处的。我们所说的彻底批判，不是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说一番空话，不联系实际，听起来好听，却没有实际内容。这种所谓的自我批评是不好的。我们要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做深刻的检讨。批评自己重一点不要紧，但批评人家时，要先肯定人家的长处，然后再批评人家的短处。批评人家的短处时，要抓住主要的，不要吹毛求疵，找小毛病。这样。团结就能增强，学习就能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党的生活中，特别是后十五年，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大的进步。斯大林同志总结联共党史的时候，指出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主席抓住这一条教育全党，使我们从学习当中，从改造自己当中，不断地取得进步。同时毛主席还告诉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要谦虚，要时常感到自己不行。我们每天做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生怕做错了。如果我们不深思熟虑，事情做错了，对人民就很不利。所以，一定不要骄傲，遇事不要急躁。急躁就会欠考虑，就会不冷静，就会把事情搞乱搞糟。要稳步前进，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学习、改造，只要本着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这个精神去做，就一定能够学习得好、改造得好，就能求得进步，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我今天的话扯得很长，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我这个人心里愿意说的话，总是没有办法把它止住，所以讲了这么多。希望我这些话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讲错了，请同志们告诉我，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